
1950年春,北京中南海,周恩来接到一封来自香港的信,写信人是包惠僧。信不长,反复说的却只有一件事:希望回到新中国,接受组织审查。
这个名字并不陌生。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,包惠僧是武汉地区的代表之一。二十多年过去,他曾经的同志已经成为新政权的领导者,而他本人却站在门外。
周恩来把信交给毛泽东。毛泽东看完后没有立即表态,只问了一句:“党内同志怎么看?”
这句话的分量很重。包惠僧不是普通的旧职员,他参加过建党初期的重要会议;但他后来离开共产党,加入国民党,又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。倘若轻易接纳,如何向那些长期坚持斗争的同志交代?倘若一概拒绝,又该如何评价一个曾经参与创建组织、后来走上歧路的人?

包惠僧原名包惠僧,1894年出生于湖北黄冈。青年时期,他在武汉从事新闻工作,接触到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。那是一个旧秩序摇摇欲坠的年代,报纸、讲演和学生运动,常常比枪炮更早传递变化。
1919年五四运动后,包惠僧开始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宣传。通过陈独秀等人的介绍,他逐渐接近早期共产党人的活动圈子。1921年,陈独秀曾写信邀请他参加建党工作。包惠僧随后前往上海,参与了中共一大的筹备和会议。
中共一大最初在上海望志路召开,因遭到法租界巡捕注意,会议后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。包惠僧参加了这次会议。那时的共产党还很弱小,成员人数不多,活动经费紧张,连会议地点都必须反复更换。
也正因为如此,包惠僧后来的人生转折,才格外令人惋惜。
大革命失败后,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,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骨干遭到大规模搜捕。1927年,包惠僧没有继续留在共产党内,而是转向国民党方面。此后,他先后在国民党政府和军政系统任职,担任过参议等职务。

这里需要说清楚一件事:历史资料中常把他概括为“叛党”,但不能把未经证实的细节随意添进他的经历,更不能说他曾负责编写名单、亲手出卖同志。能够确认的是,他在关键时刻选择了离开共产党,并进入国民党政权工作。这一选择本身,已经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。
包惠僧后来回忆,自己并非没有看到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,也并非完全认同蒋介石的政策。他曾在动荡、恐惧和个人处境之间反复摇摆。遗憾的是,面对革命遭受挫折,他没有选择继续坚持,而是退回到旧式政治体系中谋求立足。
这种转变,在当时并非个别现象。有些人因信念动摇而离开,有些人因亲属安危而退缩,也有人在高压环境下选择沉默。对于共产党而言,真正困难的并不仅是发展壮大,还要判断那些曾经并肩作战、后来走向不同道路的人,究竟该怎样处理。
抗战时期,包惠僧仍在国民党系统任职。国民党政府迁移、派系争斗和军政腐败,使他的处境越来越尴尬。名义上有职务,实际上缺少信任;政治上属于旧政府,内心却清楚这个体系已经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。
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包惠僧人在香港。他已经五十多岁,长期脱离共产党组织,也没有参加人民解放战争。新政权建立的消息传来时,他希望回到大陆,但这件事不可能仅凭私人感情决定。
他写信给周恩来,说明自己的经历和请求。周恩来与他早年相识,知道他参加过中共一大,也知道他后来离开组织。面对这封信,周恩来没有替他简单开脱,而是把问题提交给中央研究。
毛泽东的态度,核心并不是“老朋友回来就算了”,而是要把历史事实讲清楚,给党内同志一个交代。参加过建党,并不等于可以抹去后来的错误;有过错误,也不意味着一个人永远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
1950年,包惠僧获准回到北京。周恩来接见他时,两人谈到了武汉时期的往事,也谈到了1927年以后的道路。据相关回忆,包惠僧对自己的选择有过反省,承认离开共产党是人生中的重大错误。
周恩来没有把谈话变成训斥,只是提醒他,回到组织身边,首先要接受历史检验,不能把过去说成一片空白。
“我愿意接受审查。”包惠僧表示。

“回来了,就要把事情说清楚。”周恩来回答。
此后,包惠僧在北京从事文史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,曾参与有关中共一大史料的回忆与撰写。他的身份既不是重新担任领导职务,也不是被当作普通群众看待,而是以一个有特殊历史经历的人,接受组织和历史的双重评价。
这一处理方式,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历史人物的一种基本原则:功过不能相抵,错误也不能掩盖,但评价必须依据事实。包惠僧参加过中共一大,这是事实;他在1927年后脱离共产党、转入国民党,也是事实。两者不能只取其一。
1979年7月2日,包惠僧在北京逝世,享年85岁。他的一生跨过了晚清、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,也经历了从革命参与者到国民党政府职员,再到返回北京接受审查的曲折过程。
在中国近现代史上,有些人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,有些人的人生则更像一份没有删改的档案。包惠僧留下的,正是这样一份档案:它既包含建党初期的参与,也包含政治选择上的失误;既有时代风云的推动,也有个人性格与判断造成的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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